![王秀珍[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img/b/0d8/nBnauM3XzcDMxQTM5MjM1E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zIzL1c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王秀珍[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
人物簡歷
1950年3月為遼寧省遼陽紡織廠工人。
1956年9月在上海紡織工業學校學習。
1960年10月任上海紡織工業局設計院技術員。
1961年12月任上海國棉31廠技術員、工段長。
1967年2月為上海“工總司”宣傳組織組組長。
1968年10月為上海市革委會文教組負責人。
1970年3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7年1月離職審查（在家）。
1978年1月被開除黨籍，1978年2月被隔離審查。
1978年6月在上海市監獄監禁、服刑（因“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是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主要成員之一）。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94年2月刑滿釋放在家。
人物生平
苦難童年
1934年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遼寧省遼陽市安平屯一個貧苦農民家裡。她的父親叫王崇勤，母親叫劉玉蘭。都是沒文化老實巴交的農民。在王崇勤和劉玉蘭夫婦生了兩個女孩後，第三個出生的是王秀珍，此後，劉玉蘭又生了三個女孩。由於生活實在困難，王秀珍的二姐很小就餓死了，大姐則被賣給了別人，但王秀珍的大姐被賣到那一家後，也餓死了。這樣王秀珍很小就成了家裡姐妹的老大，小小年紀就承擔起家裡的部分勞動。
王秀珍八歲那年，他家發生了一場重要變故。這—年發大水，把安平屯的地全都淹了。王崇勤一家受災最重，家裡種的西瓜地、香瓜地、菜地成了一片汪洋，全年一點收成也沒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王秀珍的大姐被賣，不久餓死。這件事使王秀珍終身不忘，也使她後來對舊社會充滿了仇恨，對新社會無比熱愛。當然，這是後話。
安平屯大水過後，土地變得板結了，種不了菜了，王崇勤一家在那裡已經生活不下去了，只好進遼陽城裡另尋生路。王崇勤帶一家人進了遼陽城才發現，在這裡，日子也不好過。他沒有手藝，只有一身力氣，而當時進遼陽城裡尋找生路的農民有很多，都是只有力氣，沒有手藝的人，給人家搬運、扛抬等力氣活早就有許多人在幹了，他已經找不到這樣的力氣活了。沒有辦法，王崇勤只好擺起了小攤，賣一些水果、花生、香菸、瓜子之類，勉強維持生活。王祟勤一家住在城邊一個四面透風的破房子裡，隨父母進城的王秀珍仍然要承擔部分勞動。她要跟父母去擺攤，還要帶著三個妹妹到處去揀煤渣，回來供全家生爐子取暖用。這樣，遼陽城裡就多了一個揀煤渣的女孩。每到冬季，王秀珍姐妹四人就手拿鐵絲笆，到垃圾場去，等倒煤渣的推車一到，立即撲上去，扒那些燃燒未盡的煤渣，手常常被燙紅，身上、臉上全是黑灰。王秀珍上不起學，她十分羨慕那些年紀和自己一樣大，背著書包上學的孩子。幼年留給王秀珍的記憶最深的，一個是餓，一個是冷，再一個就是官老爺欺負小攤販。王秀珍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愛聽的樣板戲選段，就是李玉和唱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因為這使她想起了舊社會自己從小就受苦受窮又要到處奔波的生活。
獲得新生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遼陽來了幫助窮人翻身解放的共產黨。但接著，國民黨軍隊來了，和共產黨爭奪東北，打了幾年仗，到1947年，遼陽才真正獲得解放，人民才真正當家作主。王崇勤一家也從苦海中爬了出來，得到了解放。王祟勤一家，真心實意擁護共產黨，王秀珍對共產黨更是十分感恩。王崇勤作為民眾積極分子，參加各種活動。王秀珍也當上了兒童團員。此時的王秀珍已經十多歲了。那時，共產黨的政策，是幫助窮人家的孩子上學念書，這樣，在共產黨地方政府的幫助下，獲得新生的王秀珍，又進了國小。
進了國小的王秀珍，十分珍惜這個遲到的學習機會。她進入學校後，學習上極為刻苦。僅僅兩年的時間，她就學完了國小六年的課程，達到了高級國小畢業的水平。她的學習成績，平均是85分。刻苦學習、強行記憶，鍛鍊了她的記憶力，後來她腦子清楚，能夠記憶很多數字，口才也十分好，與她在這段時間的學習經歷是有直接關係的。
僅僅兩年，王秀珍就拿到了高級國小畢業證書。學校給了她這樣的評語：“學習成績總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夠模範遵守學校各種制度。”在那個時代，高級國小畢業的王秀珍，已經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又有學校方面給的比較好的評語。可以說，王秀珍在進入社會之前的起步階段，就已經有了好的開頭。
1949年建國後，新中國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恢復和發展生產。1950年，遼陽建立了紡織廠，需要招收工人，優先在遼陽城裡貧苦勞動者中招收。此時，王崇勤因為在舊社會長年勞累，已經患上了嚴重的高血壓病，不能起床，自然也當不上工人了。劉玉蘭沒有文化，也不能去當工人。地方政府考慮王崇勤一家生活困難，應該有人工作，有收入，才能生活下去，就有意讓王秀珍參加工作。當時，王秀珍剛剛16歲，便進遼陽紡織廠，當上了一名紡織工人。
1950年3月，身材又小又瘦的王秀珍走進了遼陽紡織廠的大門。她把高級國小畢業證交給了廠領導後，廠領導和她談了話，鼓勵她牢記舊社會的苦，牢記翻身解放後的幸福生活，聽共產黨的話，努力工作，為新中國建設做出貢獻。這是組織上第一次和王秀珍談話，這次談話對王秀珍的影響很大。
王秀珍被分配到織布車間當工人。她入廠後，埋頭苦幹，每天都最早一個到車間上班，把車間裡打掃乾淨，把機器擦拭得十分光亮。工作時，她虛心向老師傅學習技術，反覆鑽研，16歲的她，很快就趕上了一個成年老工人的技術水平，生產量也是全車間第一。王秀珍拿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十分高興，她把工資全部交給父母，父母自然高興。她一個人的工資，供全家吃穿用和妹妹念書的費用，是緊張一些，但全家有了固定收入，加上她母親仍然能幹一點零工，家裡的日子可算能過得去。當時的王秀珍有一個十分樸素的想法：共產黨使自己全家得到解放，我要為共產黨多勞動；我勞動，共產黨給我工資，以供養我全家。
當時黨的基層組織是十分重視從工人中培養先進分子的。王秀珍埋頭苦幹，表現積極，生產指標全車間第一，自然就被組織看到了。黨組織決定把王秀珍作為重點培養對象。經常找她談話，幫助她提高覺悟。還讓她多讀一些宣傳黨的知識，講革命道理和時事政治、黨的政策的書。這樣，王秀珍也慢慢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52年9月，入廠工作僅僅兩年半的王秀珍被組織上吸收為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員。又經過了四個月的考驗，王秀珍加入共產黨。
入黨後的王秀珍，工作更加努力了。她長期保持每天最早來車間勞動的習慣，並且幫助其他人勞動，她生產的產品數量多、質量高，是全廠最優等級的產品。組織上決定樹她為先進典型。這樣，她先後被評為車間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遼陽紡織廠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遼陽市先進生產者，遼寧省勞動模範，東北地區勞動模範。她還先後被選為遼陽市人民代表，遼寧省人民代表。
在這段時間裡，王秀珍是積極向上的，是進步的，她也確實為國家做出了一定貢獻。當然，這和當時那個大多數人爭先恐後、努力進步的時代是分不開的，和組織上的培養是分不開的，但也不能否定王秀珍的個人因素。她從小生活在苦難中，是共產黨來了才得到新生，是共產黨給她一家幸福。她從心裡感謝共產黨，有了這個樸素的感情，她在工作中自然積極努力，一心要報答共產黨的恩情。經過組織上的培養和教育，她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在思想上有了提高，這些都是促使她進步的重要因素。
上海學習
1956年，國家即將進入大規模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階段，黨中央把培養工人階級技術人員和工人幹部，作為一項重要戰略任務，因此，黨組織也考慮了進一步培養王秀珍的問題，認為她勞動積極，思想進步，是先進生產者，人民代表，但按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標準來衡量，她還有差距，現今國家紡織技術有了新進步，以後還要大量使用更加先進的機器，為了進一步培養王秀珍，應該讓她去學習紡織新技術，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王秀珍正好也有進一步學習新技術的願望。組織上的培養打算和王秀珍的個人願望合在了一起。這樣，王秀珍就於1956年8月報考了上海紡織工業學校。組織上的推薦，加上王秀珍考試成績也很好，很快，她就被上海紡織工業學校機織科錄取，學制為四年。
王秀珍為什麼要考上海紡織工業學校?這是因為上海是中國乃至亞洲紡織工業最發達的地方，有大量生產設備較為先進的紡織廠。在這個基礎上，上海建立的紡織工業學校，也是當時中國在紡織技術理論方面水平最高的學校。該學校雖然是中專。但學科齊全，學制和大學本科相同，是四年，四年下來，學生能全面掌握世界上較為先進的紡織技術和理論。而王秀珍的個人文化條件也不高，是高級國小畢業，她能從一個高級國小畢業生這個起點，直接考上上海紡織工業學校。已經不簡單了。
王秀珍剛剛入學時，在政治上，起點比其他學生要高。因此，學校方面對她十分重視，讓她當班級的幹部。王秀珍入學後，先後擔任過副班長、班長、團支部委員、團支部書記、團總支部委員、民兵排長等職務。她在做這方面工作時，也很積極，表現出了一定的組織才幹。但是，她在文化知識上卻不如其他同學。她沒有上過中學，一下子學中專課程感到很吃力。入學之初，她的學習成績不太好。對此，她也很苦悶。曾寫信給遼陽紡織廠領導，講述自己的苦悶心情，遼陽紡織廠的領導回信對她進行鼓勵，她個人也有一種不甘落後、不服輸的性格，因此，她的學習方面相當刻苦。
在學校的四年，她帶著滿腔熱忱，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學習和班級的組織活動上去了。她的同學後來回憶起王秀珍在冬季一早就起來，身穿棉衣，站在學校路燈下讀書的情形，可見當年的王秀珍確實是用功學習的。由於王秀珍學習刻苦，她的學習成績逐漸上升，很快就名列前茅。畢業考試，她六門功課中，有四門是五分，兩門是四分。這個成績在上海紡織工業學校中，算是很好的。
上海工作
王秀珍於1960年8月，在上海紡織工業學校畢業，得到了中專文憑。這在當年，已經是相當高的學歷了，按當時的政策，中專畢業生按國家幹部安排，列入知識分子行列。這一年，王秀珍26歲。
按規定，紡織工業學校畢業學生要實習一年。實習地點由組織安排。王秀珍被安排到上海紡織工業局設計室實習，時間為一年。實習期間，王秀珍表現非常好。分配給她的設計任務，她總是較快較好地完成，然後又主動要求其他設計任務。她的這種積極向上的態度，受到了設計室上下的好評。王秀珍的表現也讓許多年輕人佩服。在此期間，紡織局一個年輕幹部向她求愛，他們很快就墜入愛河。當年就結婚了。
一年實習期滿後，王秀珍面臨分配工作的問題。本來，王秀珍是想畢業後回到遼陽紡織廠工作的。但當時她已經與在上海工作的這個幹部結婚了，算是在上海安家了，回去工作的事情就另當別論了。更主要的是，當時國家正急需要技術幹部：培養的技術幹部要由國家統一分配。這樣，她就安心等待組織分配了。
在分配問題上，王秀珍具有其他同學所沒有的優勢條件。組織上考慮到了王秀珍是中共黨員，有過工作經歷，當過副工長，又是省人民代表，東北地區勞模，學習成績很好等方麵條件，加上王秀珍已經與在上海工作的愛人結婚，就決定把王秀珍分配到上海國棉三十廠工作。
組織上分配王秀殄去國棉三十廠，也是有考慮的。國棉三十廠是上海市的一個老廠，在解放前就有，當時叫仁德紗廠，是資本家開辦的。解放後，經過社會主義改造，變成為國營工廠，但該廠的技術人員大多是舊社會留下來的。當年被稱為舊知識分子，也算是改造對象。組織上認為，王秀珍是工人出身，是共產黨一手培養起來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派她去那裡，是要改變舊知識分子一統天下的局面，逐步讓王秀珍這樣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充當該廠技術骨幹。
但是王秀珍畢竟是剛剛畢業的學生，雖然實習過一年，在技術方面還不能“挑大樑。因此，王秀珍去國棉三十廠報到後，組織上先讓她到廠技術檔案管理處管理技術檔案，讓她先熟悉全廠的技術資料，然後再投入工作。王秀珍剛到三十廠時，工作熱情不減當年。她仍然是最早上班，最晚下班的一個。正是因為有這股勁，她很快就熟悉了全廠的技術檔案。1961年，她被順利地定為國棉三十廠的技術員。不久，國棉三十廠領導把她派到織布車間當工長兼任技術員。從此，她作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一員，正式投入廠里的生產管理和技術工作。
王秀珍到上海、國棉三十廠後，按她本來的心愿，是想在這個地方好好乾一番事業的。但是，事情往往不是她想像得那么好。首先是她連生了兩個孩子。這使她背生了沉重的家務包袱。雖然她愛人也十分賣力幫助她操持家務，可作為母親，帶孩子方面的許多事情，是非她不行的。每天她要給全家做飯，要給孩子洗衣服，要買菜，要收拾屋子。一個人的精力總是有限的。王秀珍花在家庭上的精力多了，花在工廠方面的精力自然也就少了，這使她在生產方面再也創造不出太多超過別人的業績了。相反，由於精力分散，她還經常出錯。一次，王秀珍在設計方面出了一個錯，使車間生產受到了損失。車間主任批評了她，還把這件事反映到廠領導那裡，廠領導在大會上批評了她，這使過去頭上帶有東北地區勞模、遼寧省人民代表光環的王秀珍很沒有面子。雖然王秀珍表面上沒有說什麼，也表現出接受批評的樣子，但人生之路一向很順，自參加工作後總是受到領導重視和表揚的王秀珍，心裡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這對她來說，實在是反差太大了。這件事使王秀珍對廠領導產生了怨恨情緒，由此結下了她與廠領導矛盾的種子。
另一件事是廠領導沒有再推薦她當區人民代表，而是推薦了另一位老勞模。王秀珍對此是很有想法的。她原來就是東北地區勞模，比廠領導推薦的那個勞模的級別要高，她又曾經是省一級的人民代表，而今，連區一級的人民代表都當不上，這使她有受到冷落之感。她自己心裡認為，到了上海，是上海人的天下，自己一個東北人獨闖上海，人生地不熟，這裡的人欺生，有意使自己當不上人民代表。從此，她多少有一些心灰意冷，在行動上難免消極一些。時間一長，廠領導對她很不滿意，有時就向她指出問題，批評她幾句，這就使她和廠領導之間的矛盾更深了一步。
王秀珍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到廠後一向自視甚高。但是，廠里認為老專家還是技術全面些，有經驗，因此，對原來留廠的老專家十分尊重，有關鍵的技術問題，還是請老專家來解決。對王秀珍則不十分信任，她出錯後，對她更冷落了，這使王秀珍認為廠領導不重用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而是重用舊知識分子，在用人方面有“階級陣線不清”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是職務問題。王秀珍來上海學習之前，就已經是遼陽紡織廠的副工長了，經過四年學習，取得了中專學歷，當上了技術員，成為工人階級知識分子，沒有給她安排高一點的職務，只是當上了工長，跟她學習之前的職務差不多，這使她很不高興。另外，當工長，就要在一線，要參加許多勞動，要帶班，要檢查質量，具體事務多。這使已經是兩個孩子媽媽的王秀珍感到十分疲憊。她曾經向組織上提出要到科室去當脫產的技術員。但組織上一直沒有考慮。後來，她通過她實習時建立的關係，借調到上海紡織局管理資料。她想，這個工作輕閒，反正自己也難以進步了，就這樣當個管資料的千部，一輩子也就行了。但使她沒有想到的是，國棉三十廠認為，廠里缺少懂技術的基層幹部，要求借調到上海紡織局的王秀珍回到工廠，繼續當工長。這使王秀珍極為惱怒。她認為這是廠領導有意整她。從此。她與廠領導的矛盾到了十分尖銳的程度。
嶄露崢嶸
王秀珍心裡對廠領導有氣，但在言行上卻不敢表現出來，因為廠領導掌握著她的命運。正在這時，四清運動開始了，這是1964年的事情。
按當時中央規定，工廠搞四清，一開始主要是根據農村四清的經驗，先查賬目，清經濟。王秀珍是共產黨員，出身好，當過東北地區勞模和遼寧省人民代表，歷史清楚，在政治上可靠，因此，她被選去搞廠里的四清運動。
四清一開始，王秀珍就把有關檔案全部看了一遍，然後按她負責的範圍，到各車間去了解情況，特別是了解領導幹部的經濟情況，徵求民眾的意見。發動民眾階段，她到車間去宣傳，也搞個別串連，在個別串連中，她與廠里一些對領導幹部有意見的人建立了較為密切的關係，這是她後來造反時，能夠很快拉起造反隊伍的基礎。她還和一些四清積極分子一起查賬，對一些貪污行為，有所揭露。但更主要的，是劃階級隊伍，按出身赳階級陣線，那時，王秀珍就形成了這樣的認識：廠黨委在黨的組織發展等工作中不重視階級成份，重用了舊社會過來的私方人員，因此在幹部路線上也存在嚴重問題。她還認為，廠黨委官僚主義嚴重，不民主。總之，在那時，她已經對廠黨委形成了一種“成見”。
四清運動中，王秀珍原以為自己這個四清積極分子會受到重用，沒想到，她一直沒有被重用，還是讓她當工長，連一個車間副主任都沒有讓她當。她對廠黨委領導幹部的意見更大了。
正在此時，“文化大革命”爆發。1966年5月，中央下達了“五一六通知”。一開始，不大注意上邊政治動向的王秀珍，對“五一六通知”只是一般地看一看，雖然也覺得提法上與四清檔案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並沒有感到會有重大變化，她還是把“五一六通知”當作四清檔案的發展來看待的。但到當年6月，情況不同了。《人民日報》上接連發表重頭文章，提出了造修正主義的反的問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問題。這使王秀珍嗅到了一種大風雨來臨的味道。過去長期被家庭、孩子拖累，沒有時間看報刊雜誌的王秀珍，開始注意看報紙雜誌了。一開始，她每天都要到處找《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找來後，仔細看上邊的重要文章，逐字逐句地領會文章中的精神實質。後來，她乾脆自己訂了《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對上邊的文章反覆閱讀。此時，她對政治到了痴迷的程度。
王秀珍是個聰明人，她對政治有很強的敏感性，她從讀到的重要文章和傳達的中央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檔案中，體會到：現今中央的精神，就是要打倒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發動民眾，搞自下而上的革命。
中央要搞“文化大革命”，國棉三十廠也只能按上邊發下來的檔案，動員民眾參加“文化大革命”。這樣，在這個廠里就出現了大字報，而且數量逐步增多。從1966年5月下旬起到6月初，該廠就已經貼出了上千張大字報。
在這些大字報中，唯獨沒有王秀珍的。王秀珍不是不關心廠里的“文化大革命”，相反，她時時關心此事。她每天都到廠里指定貼大字報的地點去看大字報，有的大字報貼出不久就被新的大字報覆蓋了，她沒有來得及看，就到廠黨委辦公室去找來大字報底稿看一看。王秀珍只看大字報，自己不貼大字報，誰也不知道這個對廠黨委意見很大的四清積極分子，心裡到底是怎么想的。正在大家猜測之時，1966年6月11日，王秀珍的大字報出現了，這張大字報一貼出來，就在全廠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這張大字報後來被編為1051號，標題是：《廠黨委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冷冷清清》。
這張大字報是一個標誌，它標誌著王秀珍在“文革”初期就已經與廠黨委決裂，開始帶頭向廠黨委造反了。
這張大字報，是王秀珍考慮了很長時間後，串連了一些對廠黨委有意見的人一起商量後寫出的。商量時，王秀珍提出，現今廠里貼出的大字報都沒有接觸廠黨委的實質問題，而廠黨委的實質問題，是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問題。我們的大字報要集中到這一點上。打算和王秀珍一起造反的人同意這個觀點，於是，大字報稿由王秀珍執筆寫成，由他們中間一個毛筆字寫得好的人抄清。王秀珍第一個在大字報上籤了名，與她一起在大字報上籤名的，共有11個人。
這張大字報首先質問廠黨委：為什麼捂階級鬥爭的蓋子?為什麼把廠里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接著，大字報分三個部分給廠黨委扣上了三頂大帽子：第一部分：執行修正主義建黨路線；第二部分：執行修正主義幹部路線；第三部分：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不好。
這張大字報與其他大字報的不同之處在於：它第一次明確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了廠黨委；它第一次把廠黨委的問題上升到路線問題的高度，此外，大字報的措詞也十分尖銳。誰都能看得出來，這是一張政治性極強的大字報。正因為如此，這張大字報一貼出來，就在國棉三十廠引起強烈震撼。
這張大字報貼出來後，廠黨委雖然認為王秀珍這是帶頭向廠黨委造反。但由於他們也不了解“文革”政策，感到不好處理，就把大字報抄了一份，送到上海紡織局黨委。上海市紡織局黨委對這張大字報十分重視。他們反覆研究後認為，應該報送市委。市委研究後，認為國棉三十廠的這件事情，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種動向，不能等閒視之。市委決定，向國棉三十廠派駐工作隊，指導那裡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主任”
市委工作隊進駐國棉三十廠後，經過一些調查研究，認為王秀珍帶頭貼出這張大字報，不是簡單的事。王秀珍是共產黨員，是老勞模，是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簡單說她反黨，恐怕站不住腳。而且，跟王秀珍一起貼大字報的就有10個人。他們貼出後，擁護的人也不少。因此，工作隊並沒有貿然行事，而是根據中央關於工廠企業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決定先在國棉三十廠成立“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文革會”)。這個“文革會”，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指導全廠工作的機構。按規定，“文革會”成員由選舉產生，特別是主任一職，要在全廠職工大會上競選產生。
王秀珍聽說這一訊息後，立即決定參加“文革會”主任一職的競選。她著實準備了一番。在競選大會上，王秀珍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廠黨委的“問題”做了進一步的揭發。在這次演講中，王秀珍表現出了她的口才天賦。這一點讓她得分不少。但最讓她得分的是：她打著堅決執行中央關於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支持民眾大民主的旗號，加上她是共產黨員、老勞模、曾任省一級人民代表，貧農出身。在那個年代，這些條件使廠里民眾、工作隊都很信任她，而那些跟她一起寫大字報的人就更擁護她了。這樣，王秀珍就順利地當上了廠“文革主任”。
王秀珍當上廠“文革主任”後，一下子躍升為廠領導幹部。她感到了志得意滿，同時，她也感覺到，只有緊跟“文革”潮流，向上造反，才能使自己站住腳，乾一番“事業”。
王秀珍當上廠“文革主任”後，沒有把精力放在抓生產上，而是放在了搞“文革”上。這一點，與上海市委工作隊來國棉三十廠的工作方針不相合。時間一長，工作隊對王秀珍不滿意，王秀珍對工作隊也有意見：
王秀珍當上廠“文革主任”後，繼續反對廠黨委，她仍然與廠里那些積極造反的人保持密切聯繫，經常召集他們秘密開會，研究如何向廠黨委“發起進攻”、打倒廠黨委一班人的問題。但是，工作隊按照市委關於在黨委領導下有領導有秩序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要支持廠黨委工作的。工作隊也認為，廠黨委沒有路線問題，工作中雖然有缺點，但是，這些是會妥善解決的，不能打倒廠黨委及其領導人。在這方面，王秀珍與市委工作隊存在原則上的分歧，相互矛盾也越來越深。王秀珍認為市委工作隊是“保皇派”：市委工作隊認為王秀珍是搗亂分子。這樣一來，她與市委工作隊之間的矛盾自然越來越尖銳化。
1966年9月。王秀珍開始公開反對市委工作隊，她提出，市委工作隊是國棉三十廠“文革”運動的絆腳石，應該搬走這個絆腳石；她開始召集那些緊跟她造反的人開秘密會議，研究趕走工作隊的問題。在廠領導幹部召開的工作會議上，王秀珍公開指責市委工作隊，工作隊也對王秀珍進行批評，雙方鬧到了勢不兩立的程度。這時，王秀珍手下的人開始公開貼出“市委工作隊滾回去!”的大標語，還貼出了不少反映工作隊詞題的大字報。搞得工作隊在國棉三十廠十分被動。但是，工作隊在市委的支持下，並沒有退步，仍然堅持在國棉三十廠，並且仍然支持廠黨委領導人開展工作，還在民眾大會上批評王秀珍。這使王秀珍受不了。於是，王秀珍開始到市委去告工作隊的狀。那時，她幾乎每天都跑到市委接待室去反映工作隊的問題。一方面，工作隊是市委派的，執行的是市委的工作方針，沒有錯：另一方面，王秀珍作為廠“文革主任”，帶頭反對工作隊，背後還有許多支持者，因此，市委對此很難辦。沒有表示什麼態度。王秀珍也有一股韌勁，她幾乎一天一趟，去市委告工作隊的狀。
結識王洪文
一天，王秀珍去市委接待室告市委工作隊的狀，見前邊有一個長得很帥的年輕男子，操著東北口音，也在告市委派到他們單位的工作隊的狀。王秀珍便湊上去和他聊了起來。一聊才知道，此人叫王洪文，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保衛幹事，是該廠一個造反隊的頭頭，前不久去北京告他們廠黨委的狀，同時在北京還搞了串連活動，現今剛回上海。同在紡織系統，同是反對市委工作隊，同是來市委告狀，同是東北人，同是造反帶頭人。他們之間立即有了許多共同語言。王秀珍向王洪文講述了國棉三十廠黨委的問題，市委工作隊的問題，介紹了她帶頭給廠黨委貼大字報的經歷。王洪文對她表示堅決支持。王洪文也向主秀珍講了自己在國棉十七廠的造反經歷，介紹了自己前不久去北京串連的情況。二人越談越投機。互相引為政治上的知己。
臨分手時，王秀珍邀請王洪文去國棉三十廠去介紹他們到北京串連的情況，王洪文一口答應了。第二天，王洪文就到國棉三十廠去了，王秀珍和她手下的造反骨幹們早就等候在那裡。
王秀珍把王洪文迎到廠小會議室，國棉三十廠的造反派們已經在那裡聚齊了。王秀珍把王洪文介紹給大家，並且請王洪文講話。王洪文也不客氣，他一坐下，就口若懸河地講了起來，講他是怎么樣造國棉十七廠黨委的反的，講他是怎么樣到北京告狀的，講他在北京和紅衛兵頭頭們開座談會的情況，講他回上海後把全廠造反主力聯合在一起共同造反的經過。王秀珍認真地聽著，還手拿小本子，不時地記下王洪文的話。她對國棉十七廠造反派的造反經驗十分感興趣，對王洪文率領廠里的造反派到北京後的所見所聞十分注意。同時，她也對王洪文的組織能力、口才、冒險精神。從心裡佩服。她已經把王洪文當作自己的榜樣了。王洪文的講話。受到了國棉三十廠造反派們的熱烈歡迎，也鼓舞了國棉三十廠造反派們趕走工作隊的勇氣。只這一次講話，王洪文便把國棉三十廠的造反派的人心收買了。王秀珍代表國棉三十廠的造反派們表示，今後他們都聽王洪文的。從那以後。壬秀珍一直緊跟王洪文，直到1976年“四人幫”覆滅。
加盟“工總司”
1966年11月初，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企業界造反組織——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成立。這個組織成立時，王秀珍並未參與。這是為什麼?原來，當時以王秀珍為首的國棉三十廠造反派組織和以黃金海為首的國棉三十一廠的造反組織已經鐵了心聽王洪文的，王洪文成了他們實際上的頭目。王洪文發起建立“工總司”，自然也不需要王秀珍再去參與。黃金海倒是去參加了研究成立“工總司”的會議，但他一切聽王洪文的，王洪文實際上也是國棉三十一廠造反派的頭目。“工總司”一成立，王秀珍立即表示：國棉三十廠的造反派要加盟“工總司”，而以黃金海為首的國榻三十一廠造反派則早就表示要聽王洪文的指揮。這樣，王洪文手裡實際上握著國棉十七廠、國棉三十廠、國棉三十一廠三個廠的造反派力量，這是王洪文能夠發起建立“工總司?的基礎，也是他此後能夠成為“工總司”“總司令”的實力基礎。
王秀珍率領國棉三十廠的造反派加盟“工總司”後，立即成為“工總司”的中堅力量。“工總司”有什麼行動，他們都走在最前邊，搶商店裡的紅布做袖標，他們走在前邊；召開“工總司”成立大會，他們走在前邊；向上海市委發難，他們也走在前邊。他們成了王洪文手下的“王牌”，而王秀珍則是這張“王牌”的核心人物。只要是王洪文交待她辦的事情，她就全力去辦。她也確實有一定的組織能力，在她的活動下，參加“工總司”的人越來越多。而且，凡是經過她的活動參加“工總司”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緊跟王洪文的鐵桿造反派。
王洪文在上海掀起一個個政治狂潮時，王秀珍都是鐵桿的支持者和參加者。當王洪文和張春橋、姚文元建立了政治上的同盟關係，成為左右上海政治局勢的人物後，王秀珍也揚眉吐氣起來。她真的趕走了上海市委工作隊，打倒了廠黨委領導人，自己成為國棉三十廠真正的“一把手”。她本人也成為上海知名人物。當年在上海，沒有人不知道工人出身、當過省人民代表和東北地區勞模的造反頭目王秀珍的，王秀珍以她的“紅牌子”和口才，也籠絡了不少造反派。這些造反派跟著她和王洪文沖衝殺殺，把上海攪得天翻地覆，王洪文對王秀珍也十分器重，把她拉入“工總司”常委的行列。
連續躍升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們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操縱下，奪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領導權，成立了“上海公社”。王秀珍緊跟王洪文，是參與奪權和建立“上海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上海公社”成立後，王秀珍也成為公社委員。當時，中央雖然支持造反派奪權，但不同意新政權用“上海公社”的名稱，因此，“上海公社”成立沒有幾天，就按毛澤東的意見，改稱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在醞釀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時，王洪文推薦王秀珍當副主任。張春橋了解了王秀珍的情況後，十分高興，他認為，王秀珍具有代表性，她出生在貧苦人家，在舊社會受過苦，解放後當上了紡織工人，連年當勞動模範，後來成為共產黨培養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又在廠里當基層乾郝。這樣的人造“走資派”的反，有號召力，這樣的人當革命委員會領導人，也表明革命委員會的階級性，有影響力。於是張春橋很快就答應了。上報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也很快就同意王秀珍當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這樣，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張春橋當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排在姚文元之後，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是“第三把手”。王秀珍是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之一。也是上海市唯一的女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她從一個普通的工長，一下子當上了上海市的領導人之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躍升。躍升後的王秀珍闊了起來，她也坐上了小汽車，配上了秘書，她家住的房子自然也換成了寬大的樓房了。
1968年底，中央籌備召開黨的九大。在醞釀九大代表人選時，王洪文和王秀珍都列入九大代表之列。王秀珍當上了九大代表，這是她過去做夢都沒有想到的。
更讓王秀珍想不到的是，在九大上，她竟然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是她的又一次躍升。她不再是局限於上海市的領導幹部了，她可以參與中央的一些重大決策的討論了，這使她在高興之餘，也助長了野心。她認為，當上了中央委員，預示著她今後有可能跨進中央。
準備武裝叛亂
但王秀珍想得太美了一點。九大以後，中央在籌備新的婦聯組織時，沒有考慮她，在成立中央各部委時，也沒有考慮她。在上海，她仍然是排在後面的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顯然，中央並沒有考慮她進北京工作的問題，也沒有考慮讓她在上海掌握更大權力的問題。這使王秀珍的頭腦稍微清醒了一些。她意識到，自己能夠躍升高位，實際上全是靠造反起家，是靠“造反英雄”王洪文的提拔，是靠張春橋等人的賞識。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並且能有進一步上升的機會，就必須繼續緊跟王洪文。
1972年9月，王洪文被調到北京去工作，參與籌備黨的十大，這使王秀珍十分高興。這件事也證明了王秀珍的判斷——王洪文會步步高升的，自己今後緊跟王洪文，就有飛黃騰達的一天。果然，黨的十大上，王洪文當上了中央副主席，這使王秀珍分外高興。她除了跟王洪文跟得更緊之外，還開始做起吹捧王洪文、為王洪文樹碑立傳的工作來。她到上海市定海路，把王洪文發跡之前住過的房子列為“保護文物”。她到國棉十七廠，把王洪文當廠保衛幹事時的辦公室和辦公桌也保護起來，作為紀念物品。她還組織人編寫王洪文在上海造反的大事記，題為《上棉十七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其中記述了王洪文的許多“事跡”，對王洪文百般歌頌。王秀珍還嫌不夠，她還多次組織一些人到她一手搞起來的王洪文“聖地”去參觀。
正由於王秀珍效忠王洪文，當1976年毛澤東病重，王洪文策劃在上海搞第二武裝時，王秀珍成了積極執行者。
其實，王洪文早就有搞第二武裝的打算。他在沒有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一支有十萬人參加，不聽上海警備區指揮，而只聽他指揮的上海民兵武裝。王洪文進北京工作後，就把上海民兵的具體工作交給了王秀珍，王秀珍也十分賣力地替王洪文抓第二武裝。1974年3月，王秀珍到北京，專門向王洪文匯報了上海民兵情況。王洪文對她說：上海民兵是我和張春橋搞起來的，是新生事物，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是有戰鬥力的，你們要抓好。今後打仗要靠這支隊伍，軍隊有問題，路線不端正，是靠不住的。對王洪文的這些話，王秀珍心領神會，當面向王洪文表示：保證抓好上海的民兵工作。回上海後，王秀珍按王洪文的“指示”，把上海工會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安排到上海民兵指揮崗位上，加緊了對上海民兵的控制。1975年，王洪文受到了毛澤東的冷落，當年9月，他回上海搞所謂的“調查研究”時，在錦江飯店專門和王秀珍談起搞上海第二武裝的問題。王洪文說：上海民兵是經過鬥爭的，今後還是有鬥爭的，人家一巴掌打過來，看我們是否站得住。上海這個地方要立足於自己，要自己造炮。此後，王秀珍就按王洪文的指示，組織上海一些工廠造起火炮來。1976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之後，王洪文感到北京的民兵不行，立即給上海的王秀珍打電話說：上海的民兵一定要抓緊訓練，提高應急能力，不能像北京的民兵那樣!一定要做到“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王秀珍聽到王洪文的這個指示後，當天就召開上海民兵指揮部會議，傳達王洪文關於上海民兵工作的“指示”。王秀珍還組織上海民兵指揮部搞了代號為“反擊”的三套作戰方案，以解放軍包圍和進攻上海為假想。為了在思想上控制民兵，王秀珍還組織人編寫了《民兵宣傳手冊》每個民兵發一本，在這個手冊上規定，上海“民兵的主攻方向是革黨內走資派的命”，上海民兵要“把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作為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民兵繼續革命的重要任務，不停頓地戰鬥。”這含手冊還說：“要隨時準備粉碎他們。”王秀珍還發揮出了她的組織力和“創造性”，在上海搞了一支摩托化民兵武裝。在這支武裝力量的成立大會上，王秀珍發表講話說：“現在形勢複雜，我們要有出現反覆的思想準備。無非是殺頭坐牢，殺了頭不過碗大的疤，我們要豁出命來乾，不能做投降派，不當叛徒，要乾到底!部隊靠不住，要準備打仗，內戰外戰一起打。”王秀珍還煽動說：“今後，誰搞修正主義就造誰的反!”1976年夏季，毛澤東病重，中央向各地黨委通報了情況後，王秀珍開始按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給民兵突擊發槍，先發了五十多萬支槍，接著又給上海民兵裝備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裝備了10個民兵高炮師，185個高機連，3個地炮師等。王秀珍還不辭辛苦，每天都去民兵指揮部檢查落實情況。
王秀珍緊跟王洪文，也就成了王洪文在上海準備搞武裝叛亂的爪牙。
陰謀破產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緊了篡黨奪權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緊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裝的工作。就在王秀珍積極準備在上海搞武裝叛亂時，她沒有想到以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
“四人幫”被抓時，在上海的王秀珍不知道這一情況，她還在做著緊跟王洪文，今後王洪文上台當中央主席後，自己平步青雲的美夢。
華國鋒在抓捕了“四人幫”後，預見到上海不會平靜，搞不好會出現叛亂。為了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華國鋒決定運用策略，穩住上海。而穩住上海局勢，最關鍵的是穩住兩個人物，一個是王秀珍，一個是馬天水。因為“四人幫”在北京，在上海為他們“看家”的主要人物就是這二人。華國鋒決定，採取把他們調到北京來，然後加以控制的辦法，先調誰來?華國鋒過去就對上海這幫人有過分析，他考慮，王秀珍為人機敏，十分警覺，如果先調王秀珍來，她可能警覺起來，在上海先搞起叛亂來。於是華國鋒決定先調馬天水來。馬天水去北京後，王秀珍等心裡忐忑不安。因為一般有開會，張春橋都會事前通報。馬天水去北京前，王秀珍叮囑馬去北京後打電話。
然而馬天水去北京後卻沒了音信，王秀珍坐臥不寧，她通過種種跡象判斷：北京出事了。於是立即準備武裝叛亂。華國鋒很快就知道了上海方面的情況。他決定進一步採取策略，穩住上海。他做了馬天水的工作，讓他給上海方面打電話，報“平安”。馬天水同意了。1976年10月9日，馬天水直接給王秀珍打電話，告訴她：“我在京西賓館，一切都好。”王秀珍急切地問：“四位首長(指‘四人幫’”)好嗎?”馬天水答道：“他們都好，身體很好。”王秀珍問：“你見到他們了嗎?”馬天水答：“他們工作都很忙，我沒敢打擾他們。他們在電話里托我向景賢和你問好!”馬天水在電話中，語氣沉穩，沒有任何驚慌的跡象。王秀珍一下子把心放下了。她放下電話，立即把這個訊息分別告訴“四人幫”在上海的“小兄弟”們。
9日下午，馬天水又一次給王秀珍打來電話，告訴她，中央辦公廳通知：徐景賢、王秀珍明天去北京開會。接到這個電話後，王秀珍又狐疑起來。一方面，她從各種途徑得知，“四人幫”好象出了事，另一方面，她又從馬天水的電話中得知，“四人幫”很好，還問她好。她有些猶豫，去還是不去北京開會。但是，既然是中央通知，就不能不去。臨行前，她交待上海市“四人幫”的小兄弟：“我們如果三天沒有電話，你們就決一死戰。”帶著滿腦子的狐疑，王秀珍上了飛機。坐在飛機上，王秀珍心中做好了一去不回的準備。
但是，王秀珍和徐景賢一到北京，就被中央穩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給上海方面打電話說：“家裡怎么辦，等一兩天我們回去再說。”在中央的要求下。她也不得不扮演馬天水的角色。
1976年10月11日中外電報導了“四人幫”被抓的訊息。上海方面立即像開了鍋一樣。但是，馬天水被調到北京，被中央穩住了，王秀珍、徐景賢也被調到北京，被中央穩住了，上海群龍無首。亂不起來，再也搞不起武裝行動了。
13日，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回到上海。就在這一天。華國鋒派出的中央工作組先一步飛到上海，控制住了上海局勢。馬、徐、王三人見大勢已去；只好服從中央決定。他們帶著中央打招呼會議的材料、關於批判“四人幫”的材料，無精打采地下了飛機，當天下午，上海市委就在錦江飯店小禮堂開常委擴大會，傳達中央精神。事先，這個會場，已經被上海警備區派的警衛控制。馬、徐、王三人傳達了中央打招呼會議情況和批“四人幫”的檔案精神後，要求與會人員，不通也得通，要鬧也不準鬧，還要表態擁護中央決定。王秀珍也不得不當場表態，擁護中央決定。10月24日，上海人民廣場舉行百萬人參加的大會，慶祝華國鋒任中央主席。慶祝粉碎“四人幫”。在這個會上，王秀珍沒有發言，但她不得不隨著大家鼓掌。中央鑒於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能執行中央對他們的要求，為了穩定上海，在那幾天裡，仍然讓他們的名字以上海市領導人的身份出現在新聞報導中，但實際上已經不讓他們工作了。
10月27日，中央改組了上海市委，由蘇振華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撤銷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兼任的—切黨政職務。不久，王秀珍和馬天水、徐景賢等人一起被隔離審查。從此，王秀珍從中國政治舞台上消失。後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四人幫”時，王秀珍曾出庭作證。這是人們最後一次在媒體上見到了王秀珍的身影。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王秀珍這個年紀很小時就當上了省一級人民代表和東北地區勞模的人，竟然走上了犯罪道路，得到了這樣的下場。箇中原由，不能不令人深思。
